【共学回顾】从社区资产和组织培育走向农村社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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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博世中国和广东省岭南慈善教育基金会的支持下,绿耕在2020年启动了农村社区发展工作者共学计划,2021年的共学计划也如期进行。本计划致力于培养对中国“三农问题”具有系统性认识、具备相应实践能力的农村社区发展工作者。根据中国“三农问题”的特殊性和农村发展工作者的实际处境,从理论知识学习、一线工作方法实操、个人成长与动力激发、共学网络建设与持续支持等四个层面切入,希望不仅能回应农村发展领域公益人的学习需求,更能激发伙伴们的内生动力,支持伙伴完成有实效的行动。

2021年的农村社区发展工作者共学计划从“理解中国农村”开始。讨论了农村现状”是什么?为什么?”后,从这期共学开始,我们进入”怎么办”的讨论。而“资产为本与组织培育”,就是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工作策略之一。

 

  共 学 简 介

受疫情影响,农村社区发展工作者共学计划第二期(“资产为本与组织培育”主题共学)改于2021年7月22-26日在美德村进行。本次共学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理解“发展”,并系统学习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在这部分,大家从传辉关于村寨联盟的分享中反思发展,从凤英关于美德村实践的分享中学习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最后以案例为素材来学习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的原则与方法。

第二部分:行动研究的学习与体验。在行动研究上有丰厚经验的芳萍首先对“反映实践取向的行动研究”进行了简明扼要的介绍,并先后以教练和反映对话者的角色协助伙伴学习行动研究。

第三部分:组织培育的主题学习。我们首先梳理了不同脉络的组织培育工作,让共学伙伴对组织培育形成更加全面的理解。接着,以绿耕培育的青梅合作社为案例,大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讨论。

在五天四夜的学习和互动过程中,大家热烈地讨论,不仅觉得彼此的关系拉近了许多,而且也激发了更深入的思考。

 

  共 学 过 程

这次共学从简单回顾上次的“理解中国农村”开始。上一期共学,我们对”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村”进行了简要的梳理,初步形成一个整体视角,并提出农村所遭遇的问题和挑战。从本次共学我们将具体探讨中国农村的出路,比如说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组织培育、团结经济、社区教育等,希望通过工作视角和方法的共学改进我们在村庄的工作。

 

01

系统学习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

第一次共学让我们知道,”三农问题”是内在于现代化进程的,是与社会发展模式有关的。要探讨农村的出路、必须反思发展,并提出其他的发展想象。而我们讨论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也需要回到发展的脉络中。因此,我们首先以村寨联盟的实践为案例,来讨论对发展的理解和想象。村寨联盟的发起人之一张传辉以《青春作伴好还乡》为题讲述了他和一帮返乡青年的故事。大家在听传辉分享的过程中,带着一些问题:

• 传辉他们对现在的 发展模式有什么反思?

• 他们自己对发展的定义和想象是什么?

• 他们是如何把这些想象做出来的?

 

从村寨联盟的案例反思”发展”

传辉从2003年开始外出广东打工。2010年,有感于自己的孩子不懂侗族文化、很少讲侗话,也看到村寨环境和文化的破坏,传辉决定放弃走不进的城市,重新回到乡村。返乡后,他进行多种尝试,也认识更多侗族、苗族村寨里的年轻人,大家在不同村寨用不同方式做返乡的努力。2018年,传辉在朋友圈发了一个英雄帖,招募对村寨深度体验游感兴趣的伙伴一起聊为什么会返乡,返乡的愿望是什么?大家共同的梦想是”愿村寨成为身心安顿的幸福家园”,村寨联盟就此成立。大家理解的深度体验游,是以乡村为主体,运用村寨自身的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让体验者融入当地真实生活的互动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村民和体验者互相尊重、互相教育和分享。大家期待通过深度体验游,让村民获得更多更好的学习机会,让村民组织起来实现更好的治理,让村寨的价值和资源得到充分的发掘和可持续利用,让乡村和城市发展平等共赢的关系。联盟则以深度游为依托,通过学习增能、市场转化、品牌建设、村寨行动支持等行动,把联盟希望成长为扎根乡村的公共平台。

从2018年到现在,村寨联盟发展的过程中也产生了很多经验和思考,比如如何真正做到村寨为主体?如何面对”谈钱伤感情、不谈钱难行”的局面?如何平衡物资需求与精神需求?如何服务于村寨里人的成长,让这一重要但缓慢的工作可以持续?每个思考背后都是真实而曲折的经历。

大家对传辉的分享非常感兴趣,进一步讨论了联盟的运作机制、深度游的内容和形式、与市场和政府的关系等话题;也尝试以村寨联盟的实践为基础,去理解这些返乡青年对”发展”有何反思和想象?我们受到什么触动,对”发展”又有了什么新的认识和理解?

在伙伴们的分享中,触动、激发、思考、慢慢来、培养人、感动、保持初心、反思等词句高频出现,并对”发展”有了新的认知。我们在现场快速梳理了”发展”的脉络。”发展”话语始于二战后美国对欧洲等国家的发展援助,将”发展”拆解为不同层面的指标,并相信可以通过可控制的、可衡量的项目达成这些指标、以实现发展。对”发展”的这种理解背后预设了一系列的二元对立,比如先进-落后、传统-现代等,将西方国家的经济形态和政治体制视为进步的、需要学习的。其中,经济发展慢慢成为发展的单一面向。

在现场讨论中,伙伴们意识到”以村民为主体的发展”或”多元主体共同发展”的重要性——这两个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突出村民作为村寨发展主体(或之一)的重要性。

 

美德侗寨以资产为本的实践

反思”发展”之后,大家就以美德侗寨的实践为例,探讨运用村寨的各种文化、村民、自然资源、手艺等资产来进行实践”发展”、实现对”发展”的想象。

美德村”云上粮仓”的凤英从个人故事开始,讲自己外出打工、返乡创业、再出去打工、再返乡的曲折而丰富的经历。凤英2017年开始在美德村探索深度游,就从村寨有什么东西开始,村寨有什么、就做什么。凤英说,慢慢才发现”原来我们村里有那么多手艺人,原来我们村还可以做好多事情,原来我们村的一草一木都可以讲,然后我们就开始做竹编、藤编、木工、乐器、织布、染布、种植、生态农业等等就整合盘活起来,所以每次深度游我们也不愁没活动、不愁闷”。凤英她们就根据不同的客人的需求,结合美德当地的事、当地的文化自然资源做一些活动的整理。参与整个深度游的村民骨干有十几位,有不同的人、不同的活动,就尽量盘活村里的资源,整体下来参与进来的村民大概一百多个。

 

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系统梳理

带着传辉和凤英的实践所产生的触动,阿甘带着大家一起系统学习”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简称”ABCD”),介绍了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的背景、概念、原则、策略、方法和工作逻辑等。

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起源于对发展的反思和讨论,思考怎么才能达到有效发展,如何从依赖外部救援到激发社区内生力量,从而重新定义发展,并创造出独特的社区实践。从社区资产出发,挖掘社区内在的能力,加强社区的资产价值,达至社区的愿景。

在这里,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有三大原则:聚焦内部、以资产为本、关系驱动,具体内容如下图所示。

从资产出发, 最核心的资产就是社区里的人,最核心的“投资”是促进人的改变,这是所有工作的核心和方向。具体来说,从社区资产为出发点激活社区发展的内在动力,挖掘与建设不同类型的社区资产,不断发现”人”,逐步形成社区组织/区域网络,让人和组织的资产在行动中增值。共同制定出社区/社区组织一个长远的目标与蓝图,通过社区领袖的带头作用,一步步行动,不断行动、反思和评估,在公共参与中达至计划和愿景。

从三大原则到整个发展过程,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有以下策略和方法:

• 资产评估与社区资产地图:工作者和村民一起重新认识社区

• 欣赏新寻访:建构共同成功的历史

• 培育组织,增强社区联结

• 发展社区经济

• 发动社区居民感兴趣的人和议题

• 抓住成功的行动经验

除了一些策略和方法,资产为本的工作逻辑也很重要。在我们看来,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的工作逻辑如图所示:

当我们挖掘资产后,下一步应该做什么呢?关键在于居民觉得社区要改变、居民觉得社区能改变、居民觉得社区有资产、居民觉得自己有责任……

带着对”发展”的反思和对”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的思考,我们以美德村为田野,在云上粮仓团队的支持下,分四组进行访谈,去了解村民的手艺/能力、参与深度体验游的历程和经验,并考察村民有什么变化、有什么新可能。其中两组访谈美德侗寨云上粮仓团队的金师和鸿江,一组在传辉的引荐下访谈寨老,一组在凤英的引荐下访谈美德歌队的传统手艺人英姐。

走访下来,四个小组都有很多收获,感受到村民和美德村大量的社区资产。在分享这些访谈内容时,大家也专门邀请了参与其中的云上粮仓团队,期待我们的这些访谈和挖掘对他们一些激励或是激发。

 

02

反映实践取向的行动研究

为了协助共学伙伴面对一线实践中的挑战、并持续投入到农村社区发展中,我们在共学中设置了行动研究的共学环节。本次共学,我们邀请了来自“相映成趣”的、在行动研究上有丰厚经验的王芳萍给我们带来了更加系统的梳理和体验。芳萍从自身经历出发来讲述反映实践取向的行动研究的相关概念,如反映实践的行动研究、反映实践者、多层次社会系统——母子盒等。

在练习反映对话之前,芳萍介绍了夏林清老师为训练“反映对话”而创发的“两人四水流”的概念和练习活动,并说明在反映对话练习活动中的叙说者、反映对话者、观察者三种角色。接下来通过反映对话的练习来体验和学习“两人四水流”的概念。

在练习的过程中,专门设置了三个角色,作为叙说者的玉方讲述自己返乡的故事,而小阳则作为反映对话者,芳萍作为观察者。共学伙伴玉方根据之前书写的行动研究报告,用15分钟分享自己学习社工专业、在北京从事社工和返乡的历程。共学伙伴小阳则根据玉方叙说的内容和文本进行10分钟的反映对话。芳萍就刚刚发生的事情进行观察和表达。反映对话练习结束后,芳萍结合刚刚的练习场景,马上以教练的角色协助全体共学伙伴进行行动研究的学习,协助在座的伙伴进行团体对话。

芳萍多次在现场表达,根据现场的把握认为在场的共学伙伴处于”高级班”的状态,因此抛出大量的概念,并结合自身经历,以及传辉和凤英的分享进行说明。现场的伙伴投入其中,既清晰又迷惑,似懂非懂。

半天的行动研究学习包含了大量的概念和丰富的体验,如浪潮般涌向共学伙伴,大家在震撼中疯狂吸收。下午的学习也因此延续到了晚上,芳萍继续通过与玉方的反映对话来推动行动研究的团体学习。

尽管这次行动研究的共学给大家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但大家也充分感受到行动研究的魅力:对行动和行动者路径的梳理、对伙伴和团体的推动、对社会结构的深刻认知……因此,也都有动力持续学习行动研究。

 

03

组织起来:不同脉络下的组织培育

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和行动研究的学习告一段落后,我们正式进入本次共学的第三个主题:组织培育。

首先,亚军给大家带来“不同脉络下的组织培育”的主题分享希望通过这个梳理打捞历史经验、形成整体视野、并定位我们自己的组织培育工作——是因为项目要求我们才做组织培育,还是我们有自己的想法?这个部分的梳理包括革命时期中共的农民组织工作、小农经济派的组织培育工作、国际NGO脉络下的组织培育、社区治理背景下的组织培育、绿耕理解的组织培育工作等。

 

革命时期的农民组织工作

理解中共的农民组织工作,可以从北伐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开始。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介绍说,湖南的农民通过农会组织起来,一切权力归农会。他列举了农会办的十四件事,协助各界去理解湖南的农民运动,结论则是农民运动非常好。开展合作社是农会办的”十四件事”之一。合作社——尤其是消费、贩卖(销售)、信用三种合作社,确实是农民所需要的。他们买进货物要受商人的剥削,卖出农产要受商人的勒抑,钱米借贷要受重利盘剥者的剥削,基于当时社会环境的种种要求,他们很迫切地希望解决这些问题,也因此有强烈的合作/组织起来的愿望,通过合作社来促进农民的合作,回应现实挑战。

中共的农民组织工作是基于革命的理想和道路探索出来的。农民组织起来,不只是为了利益,而是促进当时整个社会结构的改变;不只是为了”打倒”,而是为了创造。中共相信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需要将人民组织起来来体现人民的主体性。毛泽东在《组织起来》中提到,合作社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

那么在组织农民的过程中,中共具体用什么方法呢?以土改为例,195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农民协会是土改的合法执行机关。而外来工作队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土改的意义和政策,前期动员群众,提升阶级觉悟,发现积极分子和培养农村干部。在具体的操作上大概如下:工作队宣传政策、思想动员;召开贫雇农大会,为其撑腰;开展”诉苦”运动,受压迫者讲述自己的”压迫”;组成贫雇农小组,推选主席团;联合发动中农,建立或改组农民协会;农民协会划分阶级、没收土地、分配果实等。

这一系列方法背后,中共特别强调,”解放”不是赐予和替代包办所能达到的,一定要坚定地放手,让农民组织起来自己干,在此过程中形成自己的理解。这样的智慧对我们今天的组织培育工作依然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1953年启动社会主义改造,小农通过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的过程进一步组织起来。在持续的争论中,在不断的调整中,在对照理想模式与回归自身处境的摸索中,农民组织快速达到巅峰状态。农民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翻身做主”,也奠定了国家的工业化和未来发展的基础。

 

社会治理背景下的农村组织培育

党的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之后,民政部《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提出”力争到2020年,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初见成效……农村社区平均拥有不少于5个社区社会组织…成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有力支撑”。这是新时期社会治理背景下的农村组织培育工作的重要依据。

站在农村社区治理的角度来看,有其演变的历史。1980年代人民公社解体后,农村出现短暂失序,广西的农民发明了“村委会”,后经推广成为农村的自治组织,并承担收取农业税费和村庄公共资金的任务。2006年取消农业税后,村委会也失去了提取村庄公共资金的渠道。绝大部分村集体不仅没有收入,而且普遍负债。村庄的空心化,也给农村社区治理带来了挑战。但是,在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村一直扮演”蓄水池”、”稳定器”的角色,所以,农村社区治理也成为了当务之急。

但现实是,不管是土地承包期限一再延长,还是普惠性福利越过村集体直接打到农民卡上,某种程度上都架空了村集体。在新农村建设、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中,农村基建工程也不再交给村集体来执行。村委会的主要工作就是收集资料、填表,失去对村庄的动员和组织能力。如今,农村和农业明明面临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但村集体办不了公共事业,也没有办法带领村庄发展。农民的流动、分化和原子化,也让基层社区治理成本极高。正如贺雪峰所说:“无论是从农村提取资源还是向农村转移资源,国家都无力直接对接分散的亿万小农户”。

培育农村的社区社会组织,是最现实的选择。农民组织起来,一方面回应土地承包造成的土地细碎化的缺点、实现农业发展;另一方面,承接政府的助农资源,实现资源使用的因地制宜。面对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留守人群、环境恶化、村庄失序等治理挑战,农民组织起来也可以自我服务、互相服务。

 

小农经济派的组织培育

小农经济派所理解的农民组织工作以恰亚诺夫的观点为代表。持续存在的小农经济形态使得他在国内外拥有大量的支持者。恰亚诺夫认为小农经济有其独特优势,比只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农场更有生命力。因为农民受家庭需求的驱使而从事劳作,并随着需求压力的增强而开发更大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劳动的投入又受到劳动本身辛苦程度的制约。恰亚诺夫用“劳动辛苦-效用平衡”来解释农民劳动投入背后存在的逻辑关系与心理过程。他也看到世界农业尽管还具有小商品生产者分散而独立的性质,但正日甚一日地被卷入世界经济的总流通过程中,资本主义经济使农业日益处于依附地位。

在对小农这样的理解和认识下,小农经济以怎样的组织方式突破个体农场的规模限制,纳入国民经济总体系之中并与资本主义主导的农业纵向集中相抗衡?

他并不认为小农所有事情都要合作,只能通过合作社集体化的方式,逐步地、渐进地将产业化生产的特定环节从单个农户中剥离出来,并将其组成公共企业。合作社是将那些在大规模生产形式上具有优势的经济活动集体化,同时把那些以小规模形式组织更好的部分留给单个家庭农场,并不是农业的所有环节都进入合作社的组织形式中。

在这个论述下,合作社不只是一个企业,而是一种社会运动和社会经济制度。这一派希望合作社不是小生产者为了生存而抗争的工具,而是通过合作社将持续存在的小农转化为新社会经济结构的基础之一。但这样的希望和实践常常被视为空想。

 

国际NGO的农民组织工作

20世纪80年代,国际NGO开始进入中国开展扶贫工作,也是发展援助的一种延伸。由于前期发展援助强调技术介入和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造成被援助对象对援助者的依赖,发生太多“你的水管烂了你快来修”的故事,因此,国际NGO的发展工作强调参与式发展,让当地人自己的声音也进入发展的过程中。

参与式发展的核心理念是赋权,进行权力再分配。这既表现在从项目规划、执行、到后期运营的系列过程,都加入“利益相关方”视角,让发展项目的相关方都参与进来;也表现在对地方性知识的重视。但在实际的项目执行中,“赋权”常常无法突破“资助方—执行方—农民”的权力关系。

参与式发展的项目,习惯从程序合理性和项目成效两个方面来理解农民组织工作。在项目运作中,用各种方式让村民参与进来,经过“参与”程序的就是合理的。项目结束后村民是否能够自己维护下去是项目可持续性和成效的重要表现。程序合理和项目成效的考虑,导向建立村民的自组织,并特别强调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平衡机制。在资源导入之前,执行方一般会要求和协助村民及相关方成立组织,负责项目的执行、监督和后续运营。

但参与式发展将“发展”拆解为具体的指标和项目,农民往往是为了实施项目和改善具体的指标而组织起来。不可忽视的是,在国际NGO的实践中,因为NGO内部管理的问题,具体操作受项目执行人员的影响极大。有时候NGO自己的问题比农村更严重。只有在部分实践中,对发展有较为彻底的反思,相对不重视项目本身,而更看重农民自身的状态,具有浓重的“生活政治”意味。

 

绿耕如何理解组织培育

绿耕在农村的组织培育工作既涉及到农村现状的反思性理解,也源自村民的生产生活需求。我们期待村民可以在家乡也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而不是只能外出打工。因此,通过组织起来去改善生计、探索生活的不同可能,并走向人与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是绿耕希望推动的。同时,我们也认为村民的合作尝试不能仅局限于”探索个人的生活可能性”,因为三农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一个社会结构的问题。

因此,在面向普通村民、始终导向社区发展、在陪伴中重建村民主体的组织工作原则指导下,绿耕会从村民的实际状况出发、以事为依托培育人/组织、培养核心团队、动态把握工作者角色,并在组织培育中始终注重意识提升、激发公共意识、设置公共参与机制,同时也会建立区域性同伴网络。绿耕期待通过村庄的组织培育工作,从”生活政治”走向”解放政治”,推动社会进步。

 

从这五个脉络的梳理,也是可以看到一些对比:

 

通过对不同脉络下的组织培育工作的梳理,大家对于做农村组织培育有着更多的了解和认识。我们能看到,组织培育作为一种现实的工作策略,背后都有相应的价值追求;我们在做组织培育工作时,都是带着自己的价值观在做事,没法说自己不是价值介入的。共学的伙伴们都相信,通过组织的过程,可以让村民走出来,为自己的生活做主。

 

绿耕青梅合作社培育的历程

谈完绿耕如何理解组织培育,凤连分享了在广州从化地区培育青梅合作社的故事,回看在机构理念的指导下,一线工作者在实际中是如何培育一个生计组织,或者说生计组织工作如何”毒打”一个新的工作者。

青梅合作社从2013年到现在艰难发展,其中经历了三大阶段。第一阶段(2013年至2016年)是驻村工作者贴身陪伴进行培育和支持,第二阶段(2016年至2019年)是驻村工作者和社企团队共同协助合作社发展,第三阶段(2020年到现在)是绿耕同事加入合作社投身产业发展的阶段。凤连作为第二阶段的驻村工作者在其中协助合作的发展,此外中间有各方力量作用合作社,作为一个当时的小白是如何去开展所谓的项目工作?

在作为驻村工作者去协作合作社时,其实发生了很多撕扯,比如工作者与合作社的关系、工作者和社企的关系、社企和合作社的关系、合作社内部的关系和张力等,而作为工作者的凤连既没生产经验,亦没销售渠道,也没有丰富的组织培育经验时,她是如何跟上组织的发展步伐?如何去理解机构和项目的思路?如何让自己有所作用和成长?如何认识和理解合作经济?

凤连分享后,芳萍协助进行反映对话,试着聊出更多关于生计组织工作的内容。因青梅合作社的层次非常复杂,在有限的时间里试着引导凤连画出自己与合作社、社企、绿耕、驻村团队、销售平台等非常复杂的关系,试着梳理这些人背后的系统、生产到消费者这么长链条中的多重利害关系。

04

 共学社群营造

共学期间,我们通过多种方式营造共学社群。在第一期“理解中国农村”共学结束后,大家根据兴趣产生了案例筹备小组、读书小组、播客小组这三个社群小组。在共学间隔期间,各个小组也做了不同的行动。其中案例筹备小组组织和策划了三场关于组织培育的主题分享,读书小组发起了共学计划并进行了线上交流会,而播客小组则沉寂下来等着萌发。

这次共学,三个小组对伙伴们展示了小组的行动,其中,案例筹备小组还策划了一次社群活动。每个小组都赢得了伙伴们的支持,也为伙伴们带来很多感动和惊喜。接下来,三个社群小组结合大家的想法和期待继续出发。

愿疫情早日稳定,我们早日在河南周山村再聚,一起进行社区教育与文化行动的主题共学!

 

支持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