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与社会工作助力乡村振兴的行动研究——以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洞雷村社区发展项目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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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与社会工作助力乡村振兴的行动研究

——以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洞雷村社区发展项目为例

文 / 张和清 周金玲 陈敏芳 杨菁 陈曦

 

本文以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在洞雷村的实践为基础,由几位作者根据自身经历、工作报告和公开资料整理而成。洞雷村的实践还在持续,本文呈现了前期工作的部分成果。感谢所有驻村工作员、实习生和合作方对项目所做的贡献,感谢湖南省民政厅、怀化市民政局、通道县民政局、陇城镇政府及洞雷村对项目的鼎力支持。

 

[ 摘 要 ]

作为一篇中国少数民族村寨行动研究的调研报告,既有不同于汉族地区的民族独特性,也有不同于一般调研报告的研究书写差异性。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的洞雷村是国家“三区”[ 民政部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支持计划,简称“三区”计划。]集于“一村”的独特村寨,对一个少数民族“三区”村寨运用民族志方法进行长期(四年)深层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和口述史梳理,本身就具有“解刨麻雀”般细致入微、鞭辟入里的调查研究价值和政策依据作用。

 

这篇报告同时是行动研究评估报告,是对民政部“三区”计划中国民族社会工作介入项目的行动研究评估,除了前半部分的村寨基本情况和结构性问题的深度描述之外,基于资产为本社区发展理论,对洞雷村进行深层次优势资产盘点和分析,从而确定为期四年的民族社会工作介入计划(行动研究计划),主体部分运用资产为本社区发展理论从“信任关系”、“文化生态自信心”、“文化自觉”、“可持续生计”和“公共参与”五大层面论述社会工作的行动过程及其带来的改变和限制。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农民(以下简称“三农”)问题是党和国家在不同发展时期都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当前,在乡村振兴、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背景下,“三农”工作如何实现从2020年之前“扶贫时代”消除绝对贫困向“后扶贫时代”消灭相对贫困转型,从而推动乡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成为党和国家“三农”工作的核心议题。

2017年,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报告指出“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提出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2018年1月2日,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发布,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实施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生态宜居是关键,乡风文明是保障,治理有效是基础,生活富裕是根本。同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进一步细化实化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工作重点和政策措施,部署了重大工程、重大计划、重大行动,以指导各地分类有序推进乡村振兴。

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以下简称“绿耕”)是在广东省民政厅注册成立的一家省级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其前身是中山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绿耕城乡互助社。绿耕秉持“扎根社区、精耕细作、培力弱势、彰显公义”的根本宗旨,致力于推动中国城乡社区可持续发展和城乡合作事业。绿耕从2001年至今着力推动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及其行动研究,旨在探索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理论实务模式,助力国家乡村振兴、脱贫攻坚和乡村可持续发展。

2016年2月,在怀化市民政局专业社工的推动下,中山大学张和清教授带领绿耕团队深入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调研选点。调研团队先后实地走访了恩科村、中步村、坪坦村、皇都侗文化村、洞雷村等十余个传统侗寨。通过了解村寨的生计状况、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和人文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情况,最终确定洞雷村作为“三区”(深度贫困地区、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工作试点项目,开展农村留守人群社会工作服务并探索中国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经过驻村社工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等“三同模式”,绿耕社工与村干部、村民,尤其是三留守人群共同探索村寨生计发展、文化传承、社会互助、生态保育和社区自治等“五位一体”可持续发展模式。本文借助行动研究(实践出真知)资料收集方法①,一方面深度描述洞雷村民生产生活的基本状况,另一方面总体概括绿耕社工推动村寨“五位一体”可持续发展的专业实践过程,旨在总结与提炼社会工作助力乡村振兴行动研究的实务模式——少数民族村寨资产为本“五位一体”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模式。

① 张和清,2015,《知行合一:社会工作行动研究的历程》,《浙江工商大学学报》第4期。

 

一、洞雷村基本状况

通道侗族自治县是湖南省最早成立的少数民族自治县,侗族占总人口的78.3%,是全国生态示范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该县拥有丰富的人文资源,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是难得的少数民族文化保存较为完整的县。此外,通道地处湖南、广西、贵州三省交界之地,地理位置重要,著名的“通道转兵”促成了红军战略方针的转变,初步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揭开了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转折的序幕。②然而,近年来随着汉族主流文化的强势推广和经济开发的不断深入,通道侗族、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文化不可避免的受到剧烈冲击——村寨中青年劳动力外出务工为生,而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分割,老人和孩童只得留守寨中。由于生计方式的转变和传统家庭结构的瓦解,年青一代无法传承本族文化,传统手工艺、农耕方式和风俗习惯出现断层,村寨和民族文化开始衰落,如何解决留守群体面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尤其是文化保育和留守人群服务成为迫在眉睫的需求。③

②《怀化市社会工作“三区计划”服务通道侗族自治县洞雷项目年度服务总结报告(2017年5月-2018年11月) 》,P5.

③《怀化市社会工作“三区计划”服务通道侗族自治县洞雷项目年度服务总结报告(2017年5月-2018年11月)》,P5.

洞雷村地处通道西南端,与广西三江县、贵州黎平县接壤。该村森林覆盖率几乎百分之百,自然环境保存完好。全村有15个村民小组,450户,1800余人。其中10个村民组共计1200余人集中居住在洞雷古寨,该寨是目前通道县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侗寨之一。④洞雷古寨德寨门是清代同治年间的鼓楼,从寨口到村头侗族风格的楼台亭阁比比皆是。整个古村落水系完整,每条沟渠流水不腐。最难得的是寨中鼓楼、村民活动中心、球场等公共空间,都是老人家聚会聊天和冬季烤火取暖的公共场所。寨中依然完整保留着侗族“萨坛”(祭祀老祖母)、“侃”(围在一起聊天)和“款文化”(侗族地区村规民约,一款就是一个文化背景的区域)等古老民族文化及其治理习俗。这里人均耕作面积不到七分水田,村民注重过冬节,老人家好客,见面聊天张口即唱。村支书是返乡青年,很有理想和干劲。村民文化保护意识很强,政府为了发展旅游也倡导不要轻易拆掉老房屋,规定建新房要去寨子外,使老寨子得以完整保留。侗族传统饮食和歌舞(芦笙舞)都很完整地保存并流行,村里还有“来生人”(转世)的传说……丰厚的民族历史文化底蕴和优良的生态环境资源成为洞雷村突出的优势资产。⑤

④《怀化市社会工作“三区计划”服务通道侗族自治县洞雷项目年度服务总结报告(2017年5月-2018年11月)》,P8.

⑤《怀化市社会工作“三区计划”通道侗族自治县洞雷项目点调研报告及项目计划书》,P9.

然而,与其他少数民族村寨一样,洞雷村的侗族文化传统受到主流文化的影响,尤其在城乡二元体制、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强烈冲击下,大量年轻人外出务工,村寨人口结构失衡,老人、儿童、妇女成为留守村里的主要人群,老人家和妇女不得不承担家庭生计和文化传承的重任。但随着青年一代外出务工,村寨宝贵的民族文化、风俗习惯和传统技艺都面临失传的危险。⑥如何吸引年轻人返乡发展生计、养育孩童、抚养老人、传承文化、振兴乡村,成为绿耕农村社会工作的主要任务。

⑥《怀化市社会工作“三区计划”通道侗族自治县洞雷项目点调研报告及项目计划书》,P43.

 

二、优势视角的社区资产分析

传统的农村工作从“问题视角”出发,将农村问题归根于农村人口素质低下、自然资源匮乏、地理位置偏僻、农业技术落后等问题所致,通常采取自上而下“输血式”扶贫模式,这种救助式的扶贫策略忽略了作为主体的农民、农村、农业的主体性、能动性和优势资产等,属于治标不治本的乡村振兴的做法。为了克服“问题视角”的限制,从驻村问题外化分析到盘点村寨村民资产开始,绿耕的做法都立足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致力于充分挖掘并激活村寨已有的优势资产,通过活化社区内部资源和村民的内生动力,推动洞雷“五位一体”可持续发展。⑦

⑦《怀化市社会工作“三区计划”服务通道侗族自治县洞雷项目年度服务总结报告(2017年5月-2018年11月)》,P4、P15.

(一)村寨的生态环境

洞雷村位于山谷盆地,四面群山环绕,四周高中间低,有林地、山地、旱地和水田,耕作条件优越。属热带沟谷气候,四季分明,冬天气候较温暖,光照充足,无霜期长。洞雷村水系属珠江流域,村内水资源丰富,年平均降雨量在1200到1500毫米左右。村落内有细流溪、实甲溪和洞雷河三条溪河。其中细流溪源自村落北侧山谷,自北向南流入洞雷河;实甲溪源自村落东侧山谷,由东往西汇入洞雷河;洞雷河从村前流过,由北向南经广西龙胜、三江等县流入浔江,汇入融江。⑧除了溪流外,村内有消防水渠、消防水池、水塘等公共水体,村寨水系水体构成丰富。村民会在河边洗衣服、洗菜、杀猪杀鸡等。平常水位较低的时候,村民会在河中电鱼捕虾,捉小蝌蚪做菜。村寨内饮用水井分布较多,在未通自来水之前作为村民饮用、生活用水,水质清甜,干净。如今村民依然保留每日打水的习惯,坚持用井里的水煮菜煮茶,劳作之后也会直接到井里取水饮用,直饮生水,曰矿泉水。⑨

⑧《怀化市社会工作“三区计划”服务通道侗族自治县洞雷项目年度服务总结报告(2017年5月-2018年11月)》,P9.

⑨《怀化市社会工作“三区计划”通道侗族自治县洞雷项目点调研报告及项目计划书》,P5.

(二)村寨历史传说

洞雷建寨于明朝成华年间,已有近600年历史,原名“龙虎寨”,因村落后方有处原始森林(成衙山)形似盘龙,且村落西侧山体(雾头山)内有众多华南虎出没,且山体形似虎而得名。至清代“同治”年间,又更名为“洞雷”。相传当时洞雷杂居着侗族和苗族,侗族雷姓祖先居于山脚,苗人居住山顶,由于人多地少,土地等生产资料匮乏,为了争取土地,侗苗两族村民之间经常以锄头砍刀相向,争执不断,不得安宁。后来两族寨老出面,双方约定如果喝过三碗酒,天上响三声滚雷,苗族村民永居山上,不得侵犯侗族村寨和土地;反之,则侗族搬离洞雷。当时是六月天气,晴空万里,滴水不下,眼看着老天爷不可能打雷,侗族村民十分焦急,没想到就在天色渐黑时分,天空竟响起了三声轰隆的雷声……苗族村民信守承诺,退居山上。从此得名“侗雷村”,后取谐音“洞雷村”。后来随着侗族繁衍生息、人口众多、不断扩张,将苗族村寨赶往更远的山区。⑩

⑩《怀化市社会工作“三区计划”通道侗族自治县洞雷项目点调研报告及项目计划书》,P6.

村民也将洞雷称为“小台湾”,据说是因为民国时期中国西南土匪猖獗,而洞雷既毗邻西南,又与苗族比邻而居,而苗族民风彪悍、蛊术奇多,加上苗族地区伴随军阀扩张,土匪猖獗,导致洞雷地区很不稳定。相传当时为了对抗土匪,洞雷村民在村界的山梁上用大石头垒起城墙,顺着山梁把整个村寨环绕起来,形成了一道防护墙。村民都居住在大团寨内,防止匪患,相互照应。与此同时,村寨也安排青壮年村民日夜轮流守护,防止陌生人进入村寨……因为前有洞雷河阻隔,后有护城墙包围,易守难攻,因而洞雷又得名“小台湾”。⑪

⑪《怀化市社会工作“三区计划”通道侗族自治县洞雷项目点调研报告及项目计划书》,P6.

(三)村寨的互助与自治文化

与一般的汉族农村相比,洞雷村之所以能够保持良好的互助和自治传统,除了与传统“款文化”支撑下的“寨老”等乡贤文化和自治传统的传承紧密相关之外,也与洞雷社区互助网络和民间社会力量强大有关。在洞雷,但凡村寨的公共事务,诸如古建筑的修复、基础设施的建设等,在家的村民都会主动、自愿投工投劳,并捐赠物料和资金等。遇到传统节日、村庄重大活动、村民婚丧嫁娶办酒席等,村民都会主动到公共食堂帮厨帮工,平时农忙时村民也会互相帮助……

洞雷村老人协会成立于1993年,其前身为洞雷村桥梁建设领导小组。1993年洞雷村发大水,洪水冲毁风雨桥,亟待重建。当时村两委将冲毁的风雨桥木料卖掉,得到款项58000元,再加上县政府下拨的10000元林业道路建设经费,总共68000元的经费作为重修水泥大桥经费使用。当时村民对村委会管理工程经费持怀疑态度,村两委为了消除村民的疑虑,保证财务民主、公开、公正,主动让出权利,决定在村中推选公正、诚实具有公信力的村民组成桥梁工程领导小组,村两委成员不得参与其中,以杜绝以权谋私等贪污行为,确保财务公开透明。鉴于工程领导小组秉公办事,得到村民和村委信任,后来领导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老年协会,协会领导班子由洞雷村村民公开选举产生,主要负责村寨公益工程建设、村集体资产管理、筹款募捐、风俗民俗管理、村史档案管理、议事、消防、治安管理等工作,再后来,在老年协会的组织培育下,洞雷产生了鼓楼管理委员会、公共厨房管理小组、芦笙队、文艺队等社区自治组织,这些社区互助组织的有效运作,增强了村寨的自治能力。⑫

⑫《怀化市社会工作“三区计划”通道侗族自治县洞雷项目点调研报告及项目计划书》,P11-P13.

(四)村寨古建筑保存

洞雷村至今仍然是侗族特色的古村落,在大团寨(连片村寨)内有鼓楼、戏台、寨门、风雨桥、礼堂和神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建筑为鼓楼,许多鼓楼历经百年仍然巍峨屹立,成为村寨的标志性建筑和重要的公共活动空间。此外,洞雷仍然保留着许多传统木质结构的侗族民居建筑群。

侗天楼建于清康熙12年,建筑层数为1层,檐层为9层,寓意九层洞天而名命为“洞天楼”,是洞雷第一楼;龙虎楼又名“洞雷鼓楼”,建于清代,建筑层数为1层,檐层为7层,各檐层均为四角;临江阁建于民国时期,建筑层数为1层,檐高为5层,鼓楼结构牢固,紧邻洞雷河,只有一根柱子立于河岸,却常年不倒;望红楼戏台建于清康熙36年,位于洞雷团寨内下寨,紧邻洞天楼和戏台,楼高2层,15米,全木结构,橄榄石建筑;洞雷寨门建于清光绪二年,位于洞雷村下寨洞雷河畔,是寨内唯一保存的寨门,该寨门是干栏式多层建筑,底层架空,上层用作瞭望,形状类似鼓楼,寨门口挂有“永乐安康”的牌匾及楹联;南岳庙是村落内重要的祭祀场所,是一层木结构的建筑,门口树立南岳庙石碑,门上悬挂“南岳忠靖大王”的匾额;萨坛庙是洞雷村祭祀萨岁(老祖母)的场所,是类似民居的纯木结构建筑,庙里设有一处石坛,用于祭祀;洞雷花桥,桥宽近4米,长约10米,桥身为石拱桥,桥上有纯木结构的塔楼,楼内雕有青蛙,属于典型的侗族风雨桥。⑬

⑬《怀化市社会工作“三区计划”通道侗族自治县洞雷项目点调研报告及项目计划书》,P7-P9.

(五)村寨的传统节日和技艺

洞雷村的侗族传统文化节日和技艺得以保存和传承。至今村寨仍然保留着四月初八、五月十三、六月初一、七月十四和九月初九过节的习俗。例如,村寨四月初八吃黑糯米饭的习俗,相传源于古时候村里的一位将领被抓进牢里,家人每次送的饭都被狱卒吃了,后来家人想了一个办法,把米饭染黑,使狱卒不敢吃,这个方法挺奏效,将领活了下来……后人为了纪念此事,便有每年吃黑糯米饭的节日;村寨每年五月十三和六月初一全村大聚餐,由寨老(现在是老年协会)统一收费,再组织村民统一买菜做饭,全村共食,其乐融融。一般男性奉献10元,女性拿出5-7元,由村内老人协会收集,然后统一买菜煮饭聚餐……每年七月十四是洞雷村最热闹的节日,许多外出务工者和外地的亲朋好友都会赶回来聚餐,席间还有广场芦笙和歌舞表演,比春节还要隆重热烈。此外,每年九月初九,村民也会在大礼堂聚餐,欢庆节日。

侗锦是侗族传统手工艺,至今村里年长的妇女还会自己染布、织布制作侗锦、侗帕、头巾等,她们甚至采用植物染料染布,制作侗服。洞雷完整保留制作芦笙的工艺,经常在节日吹响芦笙,围绕芦笙音乐围圈跳起芦笙舞,欢快的节奏和着舞蹈,气氛非常热烈。此外,洞雷至今仍然保留侗戏,也有老人家懂得编写侗戏的词曲……芦笙、侗歌、侗戏等侗族传统文艺活动,深受村民喜爱,洞雷有一支村民自发组织的芦笙队,遇到逢年过节和重大活动时芦笙队会免费为村民和客人们表演,许多村民也喜欢在鼓楼听侗歌看侗戏。⑭

⑭《怀化市社会工作“三区计划”通道侗族自治县洞雷项目点调研报告及项目计划书》,P30.

(六)村寨的传统农耕文化和茶油

洞雷村一直保留着种植红糯米的传统。因为地处山谷,光照不足,洞雷的红糯米种植一年一季,反而因为生长周期长,红糯米口感好,营养丰富。每年谷雨过后开始播种,要到农历七八月才能收割。糯米在侗族饮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凡节庆、喜丧宴、祭祀、接待外来客人时,都会蒸煮糯米食用。糯米油茶、糯米粑粑、糯米饭是节日最重要的食物,因此,每家每户都会在自留地种植红糯米。

上世纪80年代末期通道县林业局在全县推广植树造林,当时林业局按照造林工序对农户给予经济补贴,鼓励村民开荒造林,规定谁造谁得,村内不得有一处林地抛荒。在这情况下,村民积极上山造林,村委会也组织村民代表投工造林,所造林木属于村集体所有。结果村民和村集体规模化植树造林,并自觉保护森林,禁止乱砍乱伐,使得全县尤其是洞雷村森林面积扩大,森林资源丰富。

此外,茶油树也是洞雷村的主要经济作物。洞雷村种植茶油、食用茶油的历史很长,分田到户后,村委将所有茶油山都分到村民手中,现每家每户都有茶油地。每亩茶油地大约能收获300斤茶油籽,每户人家每年出油量大约在一百至一百五十斤之间,茶油也是洞雷村民主要的生计来源。

 

三、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

从文献来说,最早提出“资产为本”模式的,应该是美国西北大学的Kretzmann及McKnight教授。他们整理出来的模式被称为“资产为本社区发展”(Asset 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McKnight & Kretzmann1993),并在大学的支持下成立了“资产为本社区发展学院”,在世界不同地区推广这种模式,影响深远。

McKnight和Kretzmann(1993)提出的“ABCD”有三个关键的元素:第一,资产为本。社区发展的开始就是去寻找社区“有”什么,发掘社区居民、工作人员乃至社区组织和政府部门拥有什么能力;而不是社区里缺乏什么,出现什么问题,或是有什么社区需要。第二,以“内部”为焦点。因为以本地资产为本,必然是以社区内部而不是外部(寻找外来资源)为焦点,所以,发展工作首先集中加强居民、社区团体和政府部门关注议题及处理问题的能力。当然,这样不是要否定外来资源,特别是贫困家庭需要的重要性,而是要突出在社区发展之初先发挥本地社区成员参与的主动性,自发厘清他们关心的主题、资产投资、创意、对将来的信心及操控感的重要性。第三,人际关系网络作为驱动力量。既然以本地资产为本,强调“内部”,那就要以人际关系网络为载体,通过集体的共同努力完成发展计划。所以对于社区工作人员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组织及重整社区的团体以推动社区发展。⑮

⑮张和清、杨锡聪等著,2016,《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实践:理论、实务与绿耕经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在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理论的指导下,绿耕基于上述社会工作专业社区评估的行动研究,我们发现可以从“三留守”人群的基本服务入手(突破口),既回应社区基本问题和需求,又能够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社工只有与群众优良打成一片,才能够基于上述六个方面社区优势资产分析,推动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从而与社区民众共创“五位一体”(公共参与、生计发展、文化认同、社会互助、环境友好)的社区可持续发展。

(一)开展“三留守”服务、建立信任关系

刚开始驻村时(2016),洞雷村大部分人群都是留守老人、妇女和儿童等“三留守”人群,社工进村后首先以留守儿童服务作为切入点,走进孩子们家里、学校、公共场所等,与孩子们亲近、玩耍,并将村民的老房子租下来,既作为社工站,也是儿童活动中心,吸引了大量孩童亲近社工,认同公共活动空间……这样的做法,社工与孩子们的母亲逐步亲近,之后又结识了很多老人家。此外,刚开始驻村时,社工为留守老人量血压、理发、写书信、扫描复印证件、办证等;为留守妇女筹集广场舞所需的音响设备,并教授她们更多的新舞步;为留守儿童提供课业辅导,并开展兴趣小组、手工小组、趣味运动会等。

在开展一系列儿童、老人、妇女活动的过程中,社工发现村里的儿童每天课后都去小卖部购买零食,孩子们吃的零食几乎都是五毛钱一包的“辣条”等油炸膨化食品,而且孩子们每天都要花费2-5元的零花钱购买各种垃圾食品,每天社工站的垃圾篓里满是零食袋。很显然,孩子们吃大量的垃圾食品不仅影响身体健康,也给家庭增加经济负担。一个驻村社工发起的儿童零食替代小组应运而生:

案例一:留守儿童零食替代小组

社工进村发现村中环境卫生较差,零食包装袋随处可见,而孩子们手上都拿着颜色鲜艳、气味刺鼻的“三无”零食吃得津津有味。我们通过进一步观察发现,村内的小卖部售卖的零食多为五毛一包的辣条,油炸及膨化零食、雪糕和糖果等。有的小卖部甚至出售过期的方便面,以及临近过期的饮料。另一方面,留守儿童都由爷爷奶奶照顾,老人们严重缺乏食品安全意识,甚至许多老人家认为给零花钱让孙辈买这些垃圾食品是对孩子的宠爱。由于孩子们大量食用这些垃圾食品,村内塑料垃圾成群,一个小朋友一天便会产生六到八个食品包装袋;绝大多数小朋友都有蛀牙,甚至因为经常吃零食影响正餐的进食,导致营养摄入不足、身体发育不良。

为此,社工决定和村民一起做一些尝试来介入这一问题。既然不能让孩子不吃零食,也不能杜绝小卖部卖“三无”零食,社工便通过小组活动,教会孩子辨别不合格零食,选择质量合格零食。更重要的是,社工和孩子们及其爷爷奶奶等一起开展零食替代小组,小组活动每周在社工站内举办一次。此外,社工还利用洞雷村的优质蔬果,自制健康安全的零食,并且在食物制作过程中加入健康生活教育的元素和内容,通过戏剧游戏、参与式工作坊等方法,引导小组成员学习有关食物的知识,提高辨别食物质量和选则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增强儿童的动手能力,通过自身的能力去制作健康的零食,从而有效地减少对垃圾食品的依赖和购买。久而久之,自制健康零食和吃自制手工零食成为流行于村内小朋友之间的新风尚。⑯

儿童零食替代社工小组的案例充分说明驻村社工通过激活村寨的优势资产(健康食材和美食制造技艺等),不仅关注儿童食品健康和身体健康的核心问题,而且以“儿童零食替代计划”带动亲子关系和信任关系的改善,并促进健康社区的发展。

⑯《怀化市社会工作“三区计划”服务通道侗族自治县洞雷项目年度服务总结报告(2017年5月-2018年11月)》,P20.

(二)“共学营”助力文化生态自信心

如前所述,洞雷村具有优良的少数民族文化资产和生态资源,但受到市场经济和城市中心主义的影响,村民往往忽视自身的文化和生态价值。如何重建侗族的文化价值观,促使村民意识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呢?社工站采取“走出去、引进来”社区教育的做法,旨在提升村民的思想意识和行动能力。

具体做法包括,一方面带领村民骨干深入广州仙娘溪村等社工介入近十年的项目点体验式学习,实地欣赏当地村民是如何通过生态体验游和文化导赏等方式,将村庄的文化资源和生态资源“变废为宝”,并在文化传承和生态保护的同时,村庄的合作经济(生计)也得到发展。在仙娘溪现场的洞雷村民纷纷表示:“我们的村子(更)有文化多了,我们也可以做到这些”。另一方面,社工在洞雷村举办了两期城乡社区“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工作坊,邀请社工与村民一起走访村寨,共同绘制社区资产地图,商讨如何利用村寨社会文化及生态资产推动洞雷可持续发展。在工作坊的互动总结过程中村民说:“我们感受到外来人对洞雷村文化和生态的赞赏,看到了这些宝贝的价值,我们一起探讨如何主动保护好、运用好这些宝贝。”⑰

⑰《怀化市社会工作“三区计划”服务通道侗族自治县洞雷项目年度服务总结报告(2017年5月-2018年11月)》,P25.

案例二:洞雷村共学营学员分享

当我(外来者)在康叔家认真地看他自导自演的侗戏时,大脑已经停止运转,只专注看戏。社工阿甘问到:“康叔,这戏是什么时候拍的”?听到康叔回复说2002年,我们只感慨了一句:“啊,2002年啊,好久了哦”。阿甘顺势接上:“那你想重新拍一下吗”?康叔答:“那当然想了啊”!于是康叔便滔滔不绝地和我们聊起他的想法,一个可能的社区行动的议题就这么出现了!我只能感慨,这不就是工作员资产为本的活生生的体现吗?

回想在洞雷的5日行程,尽是在乡下度日的美好时光了。布满苔藓的石阶,涉水的小桥,穿过整个村子的水渠,留下我飒爽英姿的杨梅树,小朋友欢快的乡村Rap,阿萨们爱坐的巷子里凉凉的风,有山有水有萌动的成长与安详,但又分明有哪里不一样。返程时看到三江南高铁站外有杨梅卖,本想买些带回去给室友尝尝,但尝了两家便作罢了。那味道跟在村里吃过的杨梅不太一样,没有“杨梅味”。什么是“杨梅味”我也说不上来,大约是村里的杨梅吃起来有大自然的清甜,在卖的杨梅纵使颗粒极大,红的发黑也引不起人再吃的兴致。

(邓云,《如风如雨——记绿耕第一期共学营学习感受》,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公众号2018年6月11日推送)

总之,洞雷村民通过“走出去”的对比过程,意识到自身文化生态的价值,又通过“引进来”他者的看法,更强化了自身文化生态的价值……这种在他者与自身和自身与他者的对比感受中,无疑强化了洞雷人文化生态价值认同和行动力。

(三)顺势而为的文化自觉

在上述“共学营”与外来者充分互动的过程中,村民得到正向的肯定和激励,他们再次意识到民族文化传承和保护的重要性,主动提出希望与社工等外部力量合作推动文化行动。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打造洞雷村文化博物馆是一件值得做、可行性强的大事情。未曾想到打造博物馆的过程是顺势而为的文化自觉过程。

案例三:打造洞雷村文化博物馆

“共学营”上提出打造博物馆的设想后,村民多次找到社工,希望召集全村动员大会,让大家尽快参与和行动起来。在老年人协会的组织下,由村委会、妇女小组、文艺队和村民代表参加的动员大会如期召开,结果不仅各方一致同意筹建,而且老年协会主动承担起博物馆筹建的组织工作。

首先是老物件捐赠与故事整理。动员大会后,“老协”成员主动捐赠出自家的一些老物件给博物馆,就连平时不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老年妇女也显得积极主动,她不仅自己捐赠旧物,还逐一上门游说动员邻居积极捐赠……慢慢地几乎全村都参与博物馆建设的过程中。收到旧物之后,要对老物件背后的故事进行口述和整理,社工及时对村里的青少年进行口述技术培训,推动青少年上门访谈村史和老物件背后的故事。青少年将口述故事及时整理和编写,并以记录册的形式将村民老物件的记忆呈现出来。

博物馆需要一个展架摆放老物件并将背后的故事呈现出来,社工邀请专业设计团队和村民一同参与设计,专业团队认真听取并整理出村民的设想后,设计出博物馆的平面图,再向村民展示设计图纸并听取村民的修改意见,最终完成博物馆的设计框架和展架样式。

展架的制作过程充分体现了村民的参与:第一,由老年协会发动村民尤其是党员捐赠展架所需的木材,并将捐赠木材的村民名单全村公示;第二,老年协会主动联系村里的锯木厂免费将博物馆所需木料进行加工并将加工好的展架运回博物馆待用;第三,村里的木工、电工免费完成展架制作;第四,村民齐心协力清理博物馆场地,并将大型展架安装完毕。

其次,老物件摆放。社工邀请村民对老物件进行摆放,村民根据老物件的类别和外形大小,讨论确定摆放方案,并将老物件逐一归类放好,青少年则将整理好的老物件故事制作成卡片放在相应的物件旁边,以便阅读理解。

最后,博物馆开张。在老年协会的组织下,村民们策划了博物馆开张仪式。村民集资购买“合拢宴”(侗族聚餐)食材,妇女小组和其他村民负责做饭和聚餐安排,老年协会和芦笙队负责迎宾表演,每一位捐赠人负责在博物馆讲述捐赠老物件背后的故事。社工担任协调者角色,负责协助村民做好开张的工作。这次博物馆开张仪式与以往的活动不同,不是由村委会和社工站主导,完全交由老年协会和村民们自己举办,村委和社工成为协助者的角色,老年协会和村民的组织能力和主人翁精神使人刮目相看。

(《洞雷文化博物馆参与式设计和打造过程记录》,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公众号2019年10月12日推送)

(四)因地制宜的可持续生计

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注重村民可持续生计,前面对洞雷基本状况、环境及其农业的分析中发现村寨具有发展生态农业和可持续生计的优势,因此,社工驻村后,开始回应村民的生计问题。因为村寨保留生态农业的传统和技术,社工尝试推动妇女生态种植,同时鼓励村民进行茶油加工销售……村民的生态红糯米、侗族传统手工艺品和茶油进入绿耕城乡合作、公平贸易的平台销售。据统计,截至目前,生态种植小组已经连续两年推出红糯米和土茶油产品,由于全程生态种植,产品还未上市便预定完毕。许多小组成员的产品还被亲戚订购,也一些成员意识到生态产品的健康环保优势后,留下来自己食用。在生态种植小组的影响下,许多村民开始回归不用农药、化肥的生态种植过程。

案例四:社工如何推动生计发展

市场化的产业扶贫项目大多数不认同农村已有的农作物和已经掌握的种植技术,基本依靠引进新品种、新技术,推动农业产业化和市场化扶贫模式,但结果大都因为农民无法掌握核心技术和无力参与市场竞争而事与愿违。绿耕在洞雷如何推动环境友好的公平贸易生计发展呢?

第一,通过“走出去、引进来”的策略强化小组成员的生态种植意识,提升她们的生态种植技术,并建立严格的小组规则,确保产品种植的全过程是环保健康的;

第二,绿耕的重点工作是对流通环节和消费环节的介入——建立城乡合作、公平贸易的平台,避免中间商流通环节的剥削,使成本之外的所有销售收入都归农民所有;

第三,进行消费者教育,让消费者认可生态农产品的劳动、环保、文化价值,愿意以高于市场的价格购买生态农产品。因此,城市消费者教育也是绿耕的重要工作内容;

第四,以公平贸易的价格进行直销,避免中间商剥削。例如,种植一亩红糯米,从育种到收割需要投入30天的人工,以每天人工价值150元计算,则人力成本为4500元,加上种子、薄膜、农家肥等其他生产成本500元,种植一亩地红糯米的总成本约为5000元,假如红糯米亩产为500斤,则每一斤红糯米的成本为10元;

第五,如何让城市消费者认可这样的定价及其规则呢?除了通过社区宣讲、工作坊、公众号推送等形式和活动进行消费者教育之外,社工和生态种植小组还组织红糯米生态种植体验活动,邀请城市消费者参与红糯米的播种、插秧、除草、收割、脱粒等劳动环节,让消费者切身体会农作的艰辛,从而认同劳动等价理念和人工定价规则。

生态红糯米的价格基于生产者和消费者对环境友好的生产、生活方式认可的前提下,基于城乡合作、公平贸易、劳动有价等原则而得到确认,不随市场价格而波动,且高于市场价格,促使村民劳动收入得到保障。

(五)扩大公共参与的村寨自治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款文化”的传承,洞雷的老年协会在村寨公共空间管理和公共生活运作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尤其在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的背景下,村里一大批50岁以上的男性老年人依托老年协会的平台,在村民与村委之间和村寨的公共事务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社工发现村里的妇女和青少年却在公共空间和公共事务中或者缺位,或者扮演配角。

如前所述,社工从进村开始,聚焦儿童、中老年妇女开展工作,强化了妇女儿童在公共空间、公共事务、公共参与,尤其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有助于改变村寨“长老政治”的格局。例如,社工在红糯米和土茶油的生态种植过程中培力妇女小组,使妇女的身影活跃在公共空间打造和重大节假日活动中。

此外,社工通过筹集物资为村小学生募集民族服饰和乐器,培养出了一支由村小学生组成的“小芦笙队”,遇到重大的迎宾活动,或者与邻村的芦笙比赛,都能够领略到小学生芦笙表演的风采;通过动员和培训青少年参与老物件的口述历史和故事书编写,促使青少年自觉加入民族文化传承的行列中,促使村寨扩大公共参与和自治。

案例五:青少年口述历史行动

2019年7月,社工邀请专业建筑设计团队进村举办博物馆参与式设计工作坊,恰逢暑假,村里的青少年一同参与了工作坊。设计团队列举了其他一些地方开展古建筑、老物件保护的案例,青少年从中深受启发,主动提出愿意参与博物馆打造,并整理出一本“老物件故事书”。这是一个令人惊喜的想法和做法。当社工决定将老物件故事收集和老物件故事书编写的工作交由青少年完成,心里是没有底的。但经过一些列口述历史技巧培训和故事书编写讨论会之后,青少年逐渐从一个旁观者变成执行者,成长为一个亲历者、主持者。当他们对村庄的历史和文化有了深入了解和深层认同之后,一颗关注村庄、传承文化的种子在他们心中萌发。此后,青少年们独立承担了博物馆开张仪式的主持工作,并表演了自导自演的节目,以后村庄的每一次庆典活动,青少年包揽了主持人工作。

 

四、小结

作为一篇中国少数民族村寨行动研究的调研报告,既有不同于汉族地区的民族独特性,也有不同于一般调研报告的研究书写差异性。  首先,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的洞雷村是国家“三区”⑱集于“一村”的独特村寨,对一个少数民族“三区”村寨运用民族志方法进行长期(四年)深层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和口述史梳理,本身就具有“解刨麻雀”般细致入微、鞭辟入里的调查研究价值和政策依据作用。

其次,这篇报告同时是行动研究评估报告,是对民政部“三区”计划中国民族社会工作介入项目的行动研究评估,除了前半部分的村寨基本情况和结构性问题的深度描述之外,基于资产为本社区发展理论,对洞雷村进行深层次优势资产盘点和分析,从而确定为期四年的民族社会工作介入计划(行动研究计划),主体部分运用资产为本社区发展理论从“信任关系”、“文化生态自信心”、“文化自觉”、“可持续生计”和“公共参与”五大层面论述社会工作的行动过程及其带来的改变和限制。

⑱民政部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支持计划,简称“三区”计划。

 

[作者简介]

张和清,中山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教授,博士导师,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副会长,广东省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专家委员会主任。

周金玲,湖南省怀化市民政局中级社工师,中山大学社会工作硕士。

陈敏芳、杨菁,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老同事,在本项目初期驻村工作。

陈曦,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博士生。